由于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存在以上诸多不同，如果强求财务会计制度与税收法规的一致，事实上是十分困难的。严格按照税收法规的要求来规范财务会计制度，必然会影响会计信息的微观决策价值，甚至会损害其客观性，使之不能真正地反映企业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。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进行分析比较: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    一是销售收人的确认问题。在1993年的会计制度大变革中，将托收承付下企业产品的发出直接作为销售实现处理，列人当期销售收人并计算销项税额。但在托收承付结算方式下，企业货款的回收却具有较大的风险性。尽管销货方取得了收取货款的凭据，但这只是单方面的，并未得到对方的付款承诺，合理拒付或无理拒付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。目前我国“三角债”累积沉重，企业破产兼并的情况屡见不鲜，这项规定更显得不合时宜。也许有同志认为，这项改革措施，会计改革在前，税制改革在后，怎么能说它是根据税法来的呢?但我们不能忘记的是:《企业财务通则》和《企业会计准则》都是由国家财政部制订的，不能不考虑国家财政收人的问题。在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不分的情况下，财务会计制度事实上不仅是企业会计核算的准绳，还是调节国家与企业之间利益关系的工具。因此作出这种规定是不难理解的。可以设想，如果坚持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统一的前提，在现行税制下，要改变托收承付结算方式下销售确认的时间，恐怕是行不通的。在现行税法和财会制度下，销售收人的提前确认，其实是虚增了当期销售收人，使得企业利润难免有“水分”。

    二是坏帐准备的提取问题。会计准则和现行会计制度允许企业按年末应收帐款余额的3%-5%。计提坏帐准备金，较之于原会计制度，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，但这项改革措施给人一种意犹未尽之感。具体说来，一是坏帐准备的提取范围，只包括应收帐款，而未包括应收票据，而应收票据作为一项债权，能否回收仍具有相当的风险性;二是提取比率3%-5%显然过低，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，远远不能弥补杯帐损失。不少企业反映，如果严格按照逾期三年的应收帐款转为坏帐损失的话，坏帐准备金其实是杯水车薪，往往连应收帐款被拖欠的时间损失都不够弥补。因而适当提高坏帐准备金的提取比率，也是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。然而，如果不实行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分离，在国家目前财政困难，税收不可能再开新口子的条件下，单纯地改变会计制度必然是行不通的。

    三是固定资产折旧提取的问题。1993年实施的新财务会计制度，规定的固定资产折旧率较之于原制度平均提高了1.3%-2.3%，平均折旧率达6.8%--7%，并允许部分企业加速折旧。在目前国家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，这项改革措施是难能可贵的。但从目前我国企业技术装备水平普遍落后的情况看，普遍实行加速折旧，并进一步缩短折旧率也是十分必要的。目前世界各国固定资产的平均折旧率水平，日本是10%，瑞典是30%，新加坡是33.33%，相比起来，差距仍是明显的。目前，我国加工工业产品在质量和成本方面的差距主要就是由于设备老化、技术水平落后所造成的。要改变这种局面，从理论上讲，我国企业的固定资产折旧率应当高于西方先进国家才行。撇开这一问题不论，在目前我国长期实行抵折旧率的政策下，国家税收是保证了，但由于通货膨胀和技术进步双重影响，企业固定资金捉襟见肘、补偿不足的问题也十分突出，企业吃老本的现象越来越严重。因此，进一步提高固定资产的折旧率水平就显得十分必要。否则，继续维持低折旧率的状况，将使企业虚假繁荣现象越来越严重，造成所有者盲目乐观和决策失误。

    能否在销售实现上体现谨慎原则的要求?能否进一步提高坏帐准备金的提取标准?能否取消加速折旧的行业限制推而广之，并进一步缩短折旧年限?就目前国家财政的状况而言，是难以承受的。如果坚持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统一，其负面影响，极有可能造成企业帐面利润的不真实，再以此作为利润分配的依据，表面上看是维护投资者的利益，但实际上是将企业的一部分经营资金当作利润来分配，使企业不自觉地处于自我清算中，势必加剧企业资金紧张，危及企业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顺利进行。微观上不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的;宏观上会造成财政收人的虚增和国民收人超分配，对通货膨胀起推波助澜的作用。故而实行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分离，税法规定不变，在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中作出相应的变更或采取一定的普遍措施，给予企业更大的财务自主权又何尝不可呢?会计核算尽可按照会计准则的要求来核算企业的收人、成本和利润，至于与税法规定不一致的地方，只要在计算所得税时进行帐外的调整计算就可以了，也可以按照纳税影响会计法纳人帐内核算。这样做的优点有:一是不影响国家税收和财政收人的稳定;二是使会计信息更真实地反映企业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，有助于微观决策和宏观决策的正确性的提高。